〈送報伕〉是楊逵的成名代表作,經由賴和之手,1932年5月19日至27日發表於《台灣新民報》,然僅刊前半篇。1934年10月全文入選東京的《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該版之胡風譯文曾在中國多次刊載。故事主要描寫一位台灣的青年楊君,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協助糖業資本家掠奪土地,導致父親在被迫賤價出售賴以維生的農地後抑鬱以終。面臨家破人亡慘劇的楊君隻身前往東京求發展,不料又遭到派報社老闆的欺騙與剝削。目睹東京的送報伕們以團結罷工的行動迫使資本家讓步,為自己爭取到合理的工作待遇之後,楊君毅然帶著鬥爭中學得的經驗踏上返鄉之路。
本篇對於日本勞工階級惡劣的生活條件,與殖民時代台灣農村的民生凋弊有極為深入的刻劃。若與日治時期台灣其他小說創作相較,以階級而非以種族來類型化所塑造的角色,是這篇小說的特殊之處。例如台灣人中有楊君任職巡查的哥哥和村長這等欺壓同胞的負面人物,日本勞工階級則是田中、伊藤之類的正面形象。其中道理,除了作者在公學校時享受過來自日籍教師沼川定雄的疼愛,在東京期間與日本勞工朋友有互相扶持的情誼之外,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信仰是決定的關鍵。另外根據楊逵本人的說法,故事中送報伕被騙去保證金的情形,是他在東京工讀時期的真實經歷;楊君的父親被逼死和母親懸樑雖然是虛構的情節,但是當時糖廠強制收買土地,許多人因此被逼死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由此可見,〈送報伕〉鎔鑄了社會主義思想與作者早年領導農民運動的體驗,深刻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病與殖民統治的殘酷,因而帶有濃厚的階級意識與批判精神。
楊逵說過,他對台灣、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同表關心,是為了要在日治時代晦暗的世局裡發現一條出路。〈送報伕〉中被壓迫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抗爭,終於戰勝壓迫階級,正是楊逵從宏觀的國際性視野,揭示給殖民地台灣的出路。反對資本主義與抗議殖民統治的雙軌並行,從被壓迫階級解放的前景中望見台灣人的民族解放,不但是〈送報伕〉的精神內蘊,也是楊逵三○年代普羅文學的基調。綜觀楊逵的一生,無論是戰前與日本左翼作家合作編輯《台灣新文學》雜誌,抗議日本殖民統治的歧視與壓榨;或是戰後與中國來台左翼知識分子結盟,共同對抗國民黨專制政權,莫不是〈送報伕〉中結合被壓迫階級以反抗壓迫階級這一理念的具體實踐。(文/黃惠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