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報‧1997.3.23‧董芳蘭
「第二代」這樣的語詞,本身即涵融著某種被界定、很難自我翻轉的價值;「第二代」之前必然有著「第一代」龐然的身影,第二代也必然因著「第一代」的龐然身影而存在、被認識、被了解。
由於作家特殊的社會位置與角色扮演,「作家的第二代」更多半揹負著沉重的生命包袱,許多作家的第二代承認,對他們而言,作家的盛名並非護衛的羽翼,作家的成就並非加持的能量,他們多半自幼便經驗著來自作家本身、作家的文學成就、作家的人際網絡而來的巨大壓力,尤其如果這「第二代」也對文學有了愛戀,加諸他們身上的壓力就更深遽了,他們的成就必須被拿來放在天平上,與第一代對比、秤量。
而在臺灣特殊的政權統治模式與歷史發展過程中,本土作家的第二代所揹負的生命包袱更是層疊繁複,他們所經驗到的,除了「第二代」特有的身分壓力、「作家的第二代」無法逃脫的度量標尺之外,還有來自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十分奇詭矛盾的生存壓力。臺灣本土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通常會受到來自政權結構、經濟變遷,語文更易等多重衝擊,這些衝擊令他們的創作歷程崎嶇不平,充滿了詭譎的風景,他們必須透過文字,在「承受權力/解構權力」的磁場中奮戰拉扯。而他們的第二代,最可悲憐的地方,在於即使他們本身對文學沒有興趣,對政治極之恐懼,卻也被迫捲入磁場之中,遭遇到旁人無法體會的身心痛楚。
做為臺灣本土作家的第二代,的確十分不容易,他們幾乎都必須經驗到身體存活的極大艱難,以及內在心靈的極大扭曲,他們通常有著共同的心靈圖像—自卑、退縮、苦悶、認命。但是,並沒有多少人能了解臺灣本土作家的第二代這樣深沉的生命重量,他們幾乎個個都很難完全逃脫這種長期以來的壓迫,他們有些幾乎是從生命誕生伊始,就與快樂疏離。楊逵的第二代,正是這樣的例子。
楊逵成名於日據時期,他的文學理念取之於土地與人民,他奉行素樸自然的文學形式與生活方式,他堅持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緊密連結性,他仰望一個自由平等、百花齊放的新樂園。因此,楊逵與政治威權之間的對立關係,就成為他生命的常態,他經常出入統治強權森寒的牢獄而不以為意,他寧可每日為三餐憂勞,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這樣的作家楊逵,在心靈狀態上常呈顯出一種天真與喜悅,這是人的內在與外在契合之下的明淨喜悅。
然而,楊逵的第二代子女,卻無法有一如父親般的明淨喜悅,楊逵至死不渝的理想,加諸他們身上,成了無法言說的負擔。天真的楊逵,首先在子女的名字符號上,寓寄龐大的社會主義理想願景,他們的排行順序與名字之間的搭配,也恰恰彰顯出楊逵心目中社會變革的階段順序:秀俄、資崩、建、素娟、碧。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世界各地純潔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都抑制不住靈魂的鼓動,他們天真地相信人類的秀美遠景指日可待,楊逵連為孩子取名字都無法掩飾他的天真與喜悅;他首先讚嘆「秀」麗的「俄」國誕生了,「資」本主義即將徹底「崩」潰,新的社會秩序與公義必將重「建」,人類社會的污濁一應滌除,猶如「素娟」一般潔淨,最後,百花齊放、「碧」綠清秀的新樂園就在眼前。
楊逵於是有著仰望的喜樂,他也自詡為「楊氏愚公」的開山祖師,他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看不見的遠景,愚公二代、三代、四代……有朝一日必將完成具現。然而二代卻有難言的苦衷,他們並非不能認同父親的理想,也並非對文學深惡痛絕,但是,他們就是無法有楊逵的天真,因為「第二代」的包袱,實在太重太重…… 強權政治的魔手並非單單伸向楊逵,孩子們總是活在恐懼之中,家裡經常闖入眼神毫無善意、蠻橫粗暴的盤問者、搜查者、掠奪者、拘捕者,尤其是在終戰之後那段驚恐、詭譎的時局裡,父母隨時會「不見」,秀俄與資崩一方面要到處去探問尋找父母的下落,一方面又必須保護安撫弟妹,同時擔憂三餐不繼,生命符號被書寫上「碧」的希望的幼妹楊碧,還曾經陪父母一起入獄,這樣的生命經驗,讓他們無法喜悅。
當作家楊逵挺直頸脖與權威對抗時,楊逵的第二代子女卻必須瑟縮身體,忍受權威的爪牙隨心所欲的騷擾、親友走避的孤寞寂涼、經濟困頓的肚腹饑寒,「挺直」的第一代,必然也嚴格期望第二代同樣「挺直」起來,然而第二代同樣全無挺直的主客觀條件,也只有「瑟縮」了。
由於楊逵對作家本質、作家的社會角色、作家與政權關係的解讀,他創作了涵融著凜然氣魄的文學作品,然而,卻也使得第二代子女的生命歷程,有了諸多慘不忍睹的跌宕挫痛。秀俄與資崩因為家貧而輟學,秀俄的生命年輪自此與「秀麗」絕緣,她曾到處流浪,為人煮飯、洗衣、做些雜工,勞碌一生,只為養活四個子女,她幾乎完全沒有過青春或幸福,對她而言,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沉甸甸的負擔。不過,秀俄爽朗的個性與生命韌力,一如她的母親葉陶,愈近晚年,她愈能以釋然的笑顏回顧自己受盡折磨的一生。 而資崩除了顛沛的生命歷程之外,還似乎懷抱著永難平息的不甘與不平,由於第一代標高的無限上綱理想,他的生活從無幸福,他的心靈恆常痛苦,他雖承襲父親楊逵的營生方式,賣花維生,但是卻將花園取名為「資生花園」;經濟的困境,使他不得不顛覆父親的理想,楊逵一廂情願的社會進程,在第二代身上呈顯出最強烈的「理想/現實」之間的矛盾。 而次子楊建呢?少年的他,也曾深深燃起對文學的熱愛,但目睹、並身受父親因從事文學創作而造成的深遽痛苦,文學熱情硬生生的澆熄了。他一度輟學,與大哥資崩上山砍柴,也曾自製醬油、豆腐、豆漿、肥皂,出外叫賣;其後,在母親的堅持以及自己的刻苦之下,楊建進入大同工專,改走理工的路子。如今年過六十,也從高職電工科長期的教學生涯中退休下來,卻仍然憾恨自己當年由於一時意氣,成為文學的逃兵,今雖幾度欲想提筆從文,卻又自忖文思遲滯,終是黯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