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報‧1997.3.23‧董芳蘭
素娟是第二代子女之中,唯一繼父親之後走上文學道路的,她是楊逵筆下的「小先生」,在戰後以童稚的聲音,開家庭式「國語班」,敎楊逵與葉陶說新的「國語」、習寫中文,早年曾創作少年文學。然而,政治犯女兒的身分所帶來的陰影,以及與外省籍夫婿結合所造成的家庭紛爭與內在心靈矛盾,也使她未能專注於寫作。素娟長年在小學的啟智班任教,如今文筆也荒棄許久,父親龐大的理想,父親以文學實踐理想的堅持,放到素娟身上,似乎全都歸宿到最真實的智障兒童教育之中,她從其中所得到的愉悅,也許正與楊逵從文學與社會運動當中所得到的愉悅相同罷!
而幼女楊碧,揹負著父親最終的理想,也並沒能如父親所願,以生命見證人類的終極幸福。她和兄姊一樣,都在父親瘦削卻又巨大的身影中,度過堪稱為匍匐的艱苦歲月,如今兒女成長,重擔稍釋,然而,當年陪伴父母入獄的幼女,卻也年過五十了。有趣的是,楊碧從事花藝工作,這已成為她的最愛,她擅長將各色鮮花互相搭配,長長短短、紅白黃綠,隨手插放,就成為美麗的、靈動的一盆花語,楊碧與花的親密關係,也許,正與父親賦予她的名字意涵有著無以名之的關聯罷!
作家楊逵的第二代正因為身為楊逵的子女,有著與一般平凡人大不相同的際遇,然而,這樣的不平凡,卻只能讓他們失去更多平凡的平安與喜樂,他們有著近乎共同的心靈樣貌—自卑、退縮、幽暗、隱藏,即使在楊逵早已去世十二年、人們逐漸淡忘這位歷史老人的今天,第二代心中沉重的陰影仍舊驅散不去。
相對而言,作家的「第三代」在身分印記上,雖也不免有部分受之於第一代的鏤刻,但卻因為時間距離的拉開,可以相當程度地免除第二代所身受的沉重包袱,也因而較可能遠離黑暗陰濕的生命海域。楊逵的第三代子孫,大多數不必直接在心靈上(但生活上則難免)受到楊逵的影響,如果他們不願意,可以不必對別人提及家世淵源,即使有人發現了,也多半不至於產生太大的壓力。
第三代之中,唯獨孫女楊翠、楊菁因曾與楊逵同居於東海花園,距離的親近性,也自然相對地深化了身分印記。楊翠從滿月開始,裹著襁褓住在東海花園,蹣跚學步、牙牙學語都在大肚山土丘上。楊逵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抖落滿身歷史塵埃,重新出土,少女楊翠也被附帶地認識了,透過日常生活的接觸,文學基因與思考模式隔代傳承,楊翠似乎也無法擺脫楊逵的深重影響。命定般地走上文學的道路。如今她任教於大學,專注於臺灣史、臺灣婦女史、地方文學史的研究,間或從事散文與文化評論的寫作,清楚可以探見她的思維理路是如何深受祖父影響;然而,生命質素的基因傳承愈多,再加上先前被附帶認識,人們喜將楊翠連結著楊逵而共同倂讀,她很是不易跳脫出文學前輩們善意的「黏想」;楊翠所受到的來自文學界期許的、評比的壓力,自是堪稱第三代之最。
楊菁則因與楊逵相處的時間較短,壓力自然削弱,但她對文學的情愛,卻也在短暫的接觸中滋生,至今不息,偶有小品之作,並投身出版編輯工作,雖然並非刻意為之,卻廣續了楊逵當年編輯文學刊物的職志。第三代之中,有兩位女婿涉足文學界,及楊翠之夫魏貽君與楊菁之夫路寒袖。魏貽君就讀大學時一度被視為文壇新秀,投入新聞工作後,以人物書寫與政治評論自成一格;路寒袖則成名甚早,身兼詩人、母語歌謠創作者、副刊編輯人三重角色。有趣的是,這兩位外姓女婿,在文學理念、土地情感、國族認同各方面,均不謀而合地向楊逵連結;更有意思的是,他們現在都選擇大肚山土丘居住,近身相伴楊逵與葉陶兩座荒塚。
世代之間的心靈連結,體現著更深沉的家族、國族、土地歷史記憶的糾纏與釋放;從第二代與楊逵痛苦的拉扯,到第三代與楊逵的或親近或遠望的彈性空間,我們清楚看到,臺灣民間歷史記憶的書寫流程。從自我糾結到自我釋放,臺灣的歷史方漸復甦,然而第二代卻無奈地被時代犧牲掉了。如今回思第二代超過半世紀的苦楚,回思楊逵賦予他們的生命符號與理想宣告:秀俄、資崩、建、素娟、碧;也許,第三代的選擇,則正宣告著一個「有點楊逵,又不會太楊逵」的新理想宣告:美麗新世界或許將會實現,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與污濁的對抗仍將迢迢地接續著。